◎ 钱宝真

     2022年8月20日的早上，我去赶早市，看见一位6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在卖桃。我上前问价格。就在我一问她一答之际，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原来是费县城西（约7里路之外）西新安村我房东大叔的二儿媳妇。

     叙旧的同时，她随手装了满满一大袋桃子送给我。我说不要也没用，争了半天还是拿着了。我如果有现钱可以给她扔下钱骑上车就跑，但现在都是用手机微信支付早就不带现金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先拿着桃子回家了。回家后拿了一袋大米又去买了点油条送给她当早餐。

    第二天，孩子们都说她的桃子好吃让我再去买。我只能说是邻居吃着好吃让我来给他们代买的，这样就把她糊弄过去了，要不然她还是不会收钱的。

    我与房东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五十六年前说起。 我是费县师范五级四班的毕业生，1963年入校，1966年毕业。毕业前要有一个月的实习期。实习前学校统一安排，把每个班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去一个乡村小学。到了实习地点以后再由村领导和实习小组的组长把学校发的每人30斤粮票和9.5元钱的本月生活费交给村领导，然后村领导再转交给接收学生的村民。这一个月就和这家人同吃同住。这样，每个同学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生活一个月的房东。

      1966年的4月份，我们实习小组来到西新安村，要在西新安小学实习。我们小组总共6人，组长王君信，副组长李思堂（已故），成员吴允平、全传义、张功秀、钱宝真。村里的民兵连长王友广同志代表村领导负责我们实习期间的一切事宜。

      王友广同志是一个刚二十出头的青年，身材魁伟，形象高大，性格开朗，讲话声音洪亮，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整天风风火火。精气神十足，就感觉他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儿。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颇具领导才干，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他整体形象酷似 “地道战”里的武工队长高传宝。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他一夜出六个猪栏，听见来人赶紧蹲下，这是许多年以后作为往事拉起来的。他们村的各项工作在全县都名列前茅。他那雷厉风行、干脆利索的工作作风给人一种踏实、靠得住的感觉。我很佩服他。

     王友广同志先向我们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接收一个外人在家里吃住一个月不是件小事。他先选定了几户忠厚实在生活水平相对高一些的人家，然后挨户征求意见。在人家自愿接收的前提下选定了六户，然后把我们六个人分配下去。

     我被分到林家，这就是我要说的房东。刚见面我喊房东大爷大娘，这应该是对房东老人的尊称。可这两位老人又特别认真，她先问我父母的年龄，然后告诉我说，不能叫大爷大娘，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父母的年龄小。那就只能叫大叔大婶了。

   房东家共七口人，两位老人和他们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按照农村的说法，仨儿俩女就是上等命。这兄弟姐妹五人都比我年龄小，所以我只能称弟弟、妹妹了。

    大弟弟林清泰（和我同岁生日比我小）在部队服役是个排级干部，二弟林清文上初中，小弟林清夫上小学，两个妹妹都在生产队劳动。大妹妹林清兰排行老二，老大不在家老二就是家里的劳动力。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她都抢着干。我看到的她永远都是忙碌的身影。

      我和林清兰一床睡觉。她让我在里边，她在外边，为的是早起干活方便，也不会不打扰我。我们俩睡的是一张不大的床。她怕挤着我就老是靠在床边边上，只占床的三分之一空间。吃饭就更不用说了，所有好吃的都留给别人，她自己随便吃饱算事。她是一个敬老爱幼、性格温柔、纯朴善良、与人为善、先人后己、任劳任怨、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典范，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后来嫁给了酷似高传宝的民兵连长王友广。林、王两家是这个村里公认的忠厚人家，可谓门当户对。全传义同学的房东就是王家，我的房东是林家。这是我们两个的幸运。

      我的房东一家老小都把我既当客人又当亲人。我在他们家生活了一个月，虽然亲如一家却很少能和全家人一起吃饭，几乎每顿饭都只有大叔和我一起吃。我很不习惯，感觉也很别扭。很想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特别是想和弟弟妹妹们一起，那样多热闹。我想弟弟妹妹肯定也想和我一起吃饭，可每到吃饭时大婶和弟弟妹妹都借故走开各忙各的去了。究其原因，那时物资匮乏，做点像样的饭菜都是给客人或者男主人吃，妇女小孩要等客人和家长吃完了才可以吃，这时她们全家都把我当作客人了。

     虽然大叔老是招呼着让我多吃，但我也不舍得多吃。最后大叔总是嫌我吃得太少，问我是不是饭菜不好吃？我说吃饱了，很好吃。等我和大叔吃完，弟弟妹妹才上桌吃我们剩下的饭菜。

       四月份地瓜应是稀罕物了，烤地瓜就更稀罕了。每次大婶烙煎饼时在鏊子窝里烧的地瓜都会给我留着，等我下班回来才在死火里扒出来递给我。每当我接过这个热乎乎的烤地瓜的那一刻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和感动，这是大婶把我当亲人了。

      有时候我要去井上挑水，大叔大婶怕有危险总是不让我去，真要去也得让大妹妹同去。那村的井确实太深了，从井口往下看井里的水面只有镜面那么大，看着有些眼晕，幸亏我在家就常去井上挑水，已练就了这把活。

      从井里往上提水可是技术活。用井绳钩子钩住泥罐子系（那时候没有铁水筲）把罐子续到井里，把井绳猛地一松泥罐子就会歪倒，水从罐子口流进罐子，等罐子满了就会往下沉这时候就赶紧往上提。提水的整个过程都得把半个身子探到井口的中央，不然罐子碰到井壁很容易碰碎。我从小在家挑水没少打碎泥罐子，但是母亲从来没责备过我。幸好在房东家没打碎罐子，如有不慎打碎了罐子大叔大婶肯定不会责备我，那会让我更加心有不安。

   可爱的小弟弟在外边回来一进门就歪着头到处找我，一眼看不见我就问：“俺老师呢？俺老师走了吗？”直到看见我才放心。到后来弟弟妹妹就都叫我姐，直到现在。

    一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结束了，我带着满腹的留恋和感激之情离开了这个给予我太多温暖和感动的房东，回校等待毕业分配了。

      回校后还没来得及分配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7月，延期了一年才分配工作，我被分到薛庄镇毛沟完小。1968年，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秋假，我就回去看望了我的房东大叔大婶一家。从我家磐石庄到费县城西的西新安村得有三十多里路，我是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的。第一次骑车走这么远的路，感觉挺远的。到了大婶家就接近中午了，他们一家人见我突然来了都特别高兴，同时也有些措手不及。我们刚坐下说了一会话，大叔就要出去割肉，大婶和弟妹们就忙着满院子抓鸡要杀鸡，我拦谁也拦不住。一看这架势我急得没办法了，就赶紧搬过自行车要走。他们一看我真要走了就都来拦我，才打消了杀鸡割肉的念头，然后又倾其家中所有炒了几个菜，这次算是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临走时又要给我压东西（回给客人的礼物）。我还记得小弟说：“娘，给俺老师压花生吧。”大婶说：“你老师还给咱拿来的花生呢。”为了不让她们为难，我就说看中了咱菜园里的红萝卜了，然后我们一起去菜萝卜，用绳子捆到自行车后座上。鲜红的萝卜翠绿的萝卜缨，漂亮极了。一家人这才放心地把我送到庄头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了。

     我骑上车子急忙赶路，生怕天黑之前到不了家。结果跑了三十多里路回到家一看，后车座上只剩下一捆萝卜缨，萝卜全都颠掉了。

    1970年的麦假，林家大妹妹挎着满满一大箢子馒头（那时叫馍馍箢子）去我家看望我的父母。在那细粮稀缺的年代这个馍馍箢子可是走亲戚的厚礼。为了蒸这一大箢子馒头，从发面到蒸熟装上箢子，就得大半夜的功夫。一个从不出远门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挎着个大箢子步行三十多里路，是多么不容易啊！

    先是大叔挎着箢子送过山子口（具体送多远我也不太清楚），剩下的路就是大妹妹一个人挎着走。右胳膊挎累了就换左胳膊，左胳膊累了再换右胳膊，就这样换来换去两个胳膊都疼得不敢挎了。一路上不知歇了几回才打听着到了磐石庄找到我的家，不巧的是放了麦假我就去泰安了（对象在泰安工作）。跑了这么远的路千辛万苦来到我家没见着我，在她眼里全是陌生人，可想而知大妹妹的心情是多么的失落。我从泰安回来后，我娘心疼地告诉我：“这孩子可累坏了，都要掉眼泪了。”好歹我的小妹在家，小妹的性格活泼开朗，一会她们就混熟了。我母亲也是既心疼又感动，肯定给了她慈母般的爱和体贴，她那失落冰凉的心才得以抚平。

    吃完午饭，大妹妹就要走。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她走，因为一是天色已晚，主要是她太累了。这次她真的是累极了才没硬要走，在我家和小妹一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妹挎着箢子送她到北东洲村大河边，后半路还有二十多里要靠自己走了，估计到家天也不早了。这就是我那吃苦耐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忠厚的不能再忠厚的林家大妹妹。

      后来我们两家成为亲戚。我调到城里工作以后离的近了走动更方便了，我每年至少去看望大叔大婶一次。现在，两位老人都已去世多年。我还记得大婶去世的那天，我在青岛接到小弟给我的电话说：“姐啊，咱娘走了！”我的心颤抖了一下，眼泪掉下来了。他接着说：“咱娘临走前嘱咐我，一定要给城里你姐说。”大婶真的把我当亲人了，临终前还想着我。可惜我因不在费县没能见上大婶最后一面，只能打电话让我的侄子替我前去吊唁。

      我和弟弟妹妹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弟弟部队转业在青岛安家，我们在青岛看孙子期间经常来往。我家和大妹妹（王友广夫妇）家联系最多，关系最密切。二弟和二妹都在老家见面少些，联系也少，但是只要见着就感觉特别亲。小弟在广西儿子家看孙子孙女，去年春节前还从广西给我发来两箱当地的特产”广西武鸣沃柑“。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却让我温暖感动一辈子的房东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