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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书院·百人访谈录⑦丨王兆军:刘明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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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书院·百人访谈录⑦丨王兆军:刘明允


          □王兆军 

    编者按

      东夷书院启动"百人采风"计划,其主旨是如实记录当代临沂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风貌,内容包括各行业的有特点的人物,既有立此存照的意义,也可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东夷书院有若干优秀写手,目前已在王兆军先生的带领下开始工作。今天发表的是该项计划的第七篇。

      希望社会各界向书院推荐写作线索,主要是当代人物。东夷书院还准备为一百个村庄立传写史。有这方面素材和线索的,也可通过大美新临沂平台联系具体写作事宜,小编微信1213061221。


        刘明允是汤河镇旦彰街村人。

        旦彰街,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名字——晨曦照耀的村子。我小时候在姥姥家的时间多,对旦彰街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汤河从村子的后边绕过东面,向南流去,沿河都是风景。北边有个小柳行,沙滩上的柳树成荫,初夏可以在柳行里找到知了猴子。别的地方,知了猴子爬出来之前,它们的洞是一个小小的眼,抠去“眼皮”,用一根草棒伸进去,蝉虫就会掬着那根草棒被慢慢地提上来。小柳行的知了猴子的洞窟是漏斗形的,因为那里的沙子很细很干净,支撑不住因为知了猴子攀爬出洞而坍塌下去的四壁,所以成了漏斗。发现这种漏斗,伸手就能挖出它们来。我三舅比我大不了十岁,他常带我去小柳行玩耍。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照知了。在柳行里寻些干树枝或芦苇叶,点了火,火光照亮夜晚的柳行,那些误以为可以奔向光明的昆虫们便纷纷飞蛾扑火。我提着袋子,把噗噗啦啦飞来的知了纳入囊中。三舅则在每棵树上踹两脚,让那些沉睡的或者老奸巨猾的家伙动摇心性采取行动……

       许多有意思的事都让人着迷,比如各种逮鱼的方法。汤河给我美好的记忆首先是河水。除了洪水汹涌的季节,汤河水都是清澈见底,游鱼历历可数。有一座红石板搭建的小桥,横亘在通往洽沟村,那个地方成为芟洼(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在那里不仅可以逮鱼,还能捡到黄橙橙的蛤蜊。每年种牛痘的时节,很多人到那里捡拾蛤蜊,当孩子的发物(促使种牛痘处发炎的食物——作者注)。秋天里,三舅和他的伙伴会在河道里叠起一道宽大的沙堑,沙堑的顶部横亘了大片用苇荻竿子做成的廉子,河水漫过廉子,从缝隙里落下去,鱼虾螃蟹就留在廉子上面。为了及时收获那些河鲜,要在不远处搭一个小棚子。三舅他们点亮了马灯,在里边打扑克。我的任务是不时去那边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大鱼。那些不幸失水的大鱼在月光下跳跃着,发出令人兴奋的声音。三舅最关心的是能否逮到螃蟹。据说因为汤河发源于温泉,汤河的螃蟹特别大特别鲜美。有一本小书上写着:汤河螃蟹是软盖,松江鲈鱼多两腮。辛弃疾写的“休说鲈鱼堪烩”,《世说新语》中提及的典故“季鹰劝陆机”的故事,证明松江鲈鱼是天下美味,由此也可以推及:汤河的螃蟹比现在流行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好得多。那时候,我学会了捉拿螃蟹的本领:提着它们的后腿,撂进瓷缸里。不一会,瓷缸的上层就会泛起它们吐出的发泄愤怒的白沫……

       旦彰街有个人叫刘明允,他当了四十年的书记。

       当四十年党支部书记的,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也不是很多。像刘明允这样名声一直很好的支部书记,更少。近年来,我很想通过他研究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是如何长期管理一个村子的。他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统治长达四十年,并最后归于善终。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我从几岁时就认识刘明允,他家和我姥姥家离得很近,都在村后的大庙附近。解放初期,刘明允二十岁上下,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论辈分,他得叫我表叔。姥爷喜欢说书讲古,明允常跟我姥爷讨论村里的事,姥爷总喜欢借助古代的故事给他一些启发。悠久的历史给新政权的掌门人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归宿感,他们借此生发出许多对付世事的办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执政经验,对那时的青年人,是重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姥爷爱玩,明允也爱玩。有一阵子,明允喜欢玩黄雀。他养过蜡嘴、锡嘴、铁嘴,那些鸟的嘴巴分别为乳黄色、灰色和深褐色,因此而得名。他养的那些鸟都很听话,每当明允发出命令,鸟就会飞出去执行任务——到百米开外去拔来一个小红旗。他养的蜡嘴能将扔到半空中的铜纽扣叼回来,再放回明允的手里。他喂鸟的方法是将食物(麻种和粟子)扔到半空,让手疾眼快的鸟飞上半空去啄食。他还会玩一种个头很小的黄雀儿,小黄雀会抽卦,明允和我姥爷将写了卦辞的签子放在竹筒里,小黄雀会用嘴巴在里边叼出一支来给人看。有些瞎眼的算命先生用这种鸟给人算命占卜,得些钱财或食物,我姥爷和明允只是玩。我那时刚上小学,有时会鹦鹉学舌地将老师课堂上讲的话囫囵表达出来,说瞎子玩的把戏属于封建迷信(意思是在打击之列),明允却说:“那些瞎子,都是些可怜人,无非耍点把戏挣碗饭吃——咱不去管这个。”

         成立农业社,明允当了初级社的社长,我姥爷当会计。当社长后,领导批评他养鸟,他原想把那些鸟送给我的,可是没来得及送呢,明允就挨了批评。吃皇粮的脱产干部要求他雷厉风行,尽快处理掉那些鸟儿,不然就执行纪律。明允说他要将那些鸟送给我,脱产干部警告他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能让小孩子沾染不良嗜好。明允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把那些鸟一个个摔死了。那个吃公家饭的脱产干部很是吃了一惊。明允看着自己心爱的鸟们死去,没掉一颗眼泪。这人慈心仁厚,可在某种情况下也能下得狠把儿。这是他当书记的要诀之一。

        明允家中有一把小号,铜的,很亮,动不动就从怀里掏出来吹两口,声音嘹亮,大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当干部后,这一爱好不仅没废止,还得到发扬。每逢集会(村民大会,唱大戏安排场子,求雨烧香,扭秧歌或舞龙等),明允都要吹一阵子。舞龙和玩秧是当地最喜庆的节目。玩秧,就是集体扭秧歌,男的女的打扮成三教九流的人物,由秧头一人领导,在空场和街道上尽情耍戏。秧歌队每到一村,该村的头面人物须出面迎接,好像国王接见外国来的文化使团。茶水自然不能缺,还要燃放鞭炮来领秧,像港口派出的领航员。鞭炮在前边响着,后面是秧头(秧歌队的首领),然后才是秧歌队。玩秧演出,当时的报酬就是管饭,每人一两片旱烟叶。彼此常因为烟叶的多少发生礼节性的争执,玩秧的嫌少,接待的说穷,最后以“喜不足”为由结束,皆大欢喜。

        舞龙的场面比玩秧更为盛大。旦彰街有一条龙,那龙的骨架是用木头和竹片做的,套上色彩绚丽的龙衣。色彩斑斓的龙平时放在我四姥爷家的西园里,逢到重要节日才拾掇出来用。汤河两岸那时只有少数几个村子有舞龙盛会。舞龙时,十几条汉子,每人持龙之一节,双手擎着,根据编排的方案走出一些花步来,龙就摇头摆尾的动起来。龙头最重,只有像刘宗堂那样的壮汉才能充任此职。

         舞龙是讲究节奏的。乍开始时,那龙并不积极,像个懒惰呆笨的巨兽。这时,它的前面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圆球,圆球象征了神话传说中的蜘蛛精,用大红丝绸做的,放在一根杆子的顶端,可以转动。这个活泼的、灵巧的、刁蛮的、多情的蜘蛛精腾挪跳跃,反复调戏对面那个体型巨大、性情懒惰、动作拙笨的龙,龙受不了蜘蛛精的挑逗,慢慢行动起来——也许它实在不耐烦了——也许的被蜘蛛精的风情万种所诱惑。恼火也好,动情也罢,反正它是运动起来了。当那龙大动起来后,场面热闹了。传说虎行生风龙行生雨,当龙运动时,大自然会给大地带来雨水。乡村舞龙的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抗旱保丰收。

        走在龙前面的是蜘蛛精,而蜘蛛精的前面就是吹着铜质小洋号的刘明允。他是整个游行队伍的向导,是龙的领航员,是统辖节日活动的灵魂人物。他昂首挺胸,脚步坚定,一往无前地走着,神气十足。小号的声音激扬嘹亮,进行曲的节奏,给游行增添了极好的音响效果,号音让人们长了精神。那时的明允意气风发,敢于带头,热情充沛,做什么都不怕。他不怕议论,不畏人言,敢执敢下,这样的担当精神也是他统治一个村子四十年的因素之一。

         合作化,他过来了;大跃进,他也过来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也没发现他有经济问题,群众只提了些工作方法方面的意见。“文革”期间,他一度被打倒,可造反派控制不了局势,社员都还支持他。一阵阵风潮过去,他又当了书记。在基层,凡能坚持多年统治的人物都有其独特的管理方法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我曾经当面对他提出这个问题。刘明允回答说:他管理旦彰街的办法有三:一是靠严格的法规,一是靠普遍接受的传统道德,一是自己不沾集体的便宜,还要努力带领社员增加收入。

        他执行的法规大都是政府颁布的,实行起来名正言顺。除此之外,明允还有些针对实际情况确定的小办法,那些随意性的、不怎么合乎清规戒律的小办法,才是最实用的权力,执行起来有时要附加一定的威严和微暴力——不是开枪动炮或私设公堂,而是当地人说的“一打二吓唬”。旦彰街是汤河乡政府驻地,明清以来就有集市。集市一度很乱,小偷小摸多,严重扰乱市场。明允发现这有损于旦彰街集市的名声,于是就发下狠话:“我得想法治治这些龟孙!”

        他找了些人,分散在集市上,暗中监视毛贼。不久,他们就逮到一个。明允问:一共几个孬种?毛贼不肯答。明允吓唬道:说不说?不说,我就拿鞭子抽你,还要游你的街!那贼还是不说,明允就让那毛贼一边敲锣一边向路人宣称自己是个贼种,叫大家认识他。人们都说:这些坏东西不狠治就是不行。游完了街,明允告诉那贼:我今天揍了你两巴掌,还游了你的街,你可以去告我。说完,他就把贼押送给派出所,对所长说:人交给你们了,你们想怎么就怎么,我不管了,跑了也不怨我,死了也没我的责任。可你得告诉他,要是被我第二次逮着,我就要他的命!派出所警察说,可不能滥施刑罚哟!明允说:既然你们管不了,那我就得管。你说不施刑罚也可以,下次逮到这种贼,我打算用烧红的火钩子勾出他们的卵子来!

        当然,他不会真的实施那种刑罚,不过毛贼们因此晓得了明允的厉害,在旦彰街集市上销声匿迹了。明允说,我也就吓唬吓唬他们,吓唬人就得朝狠处说,不然他们不怕啊!在普遍的法规之外,因地制宜地加上自己的一些土办法,是他行政的手段之一。

        明允对别人违反规矩很严厉,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大孩子叫刘宗斌,在临沂的一个工厂负责(俗称制桶厂),待人谦恭而温和,可是明允老觉得他的大儿媳妇在外场上好像不大热乎人,便以为她是看不起乡下人,心里别扭。一天,他去了儿子在城里的家,上门就训斥儿子和媳妇:别一到乡里就耷拉着脸,谁也不比谁矮半截,城里人是人,乡下人也是人!等等。媳妇听了,知是误会,想辩解。明允当即声言:我在场,没你说话的份儿!媳妇就只好那样站着听着,不敢多话。明允转脸对儿子说:我告诉你,如果她看不起别人,以后连你也会看不起,我是为了你才来教育她的,知道不?儿子说:行了行了,老爷子消消气吧,没那么严重,习惯不同罢了。明允说:我就是要改改你们城里人这种看不起乡下人的坏习惯!我最反感的就是你们那种不冷不热的脸子!

        明允的前妻去世多年,后来他续娶了一位后妻。后妻的次子有一次偷拿了公司的一件东西,明允发现后,就把那小子绑起来,先是揍了一顿,接着就逼其去自首。后妻虽然心疼孩子,可是不敢劝,直到那小子认了错,明允才罢手。事后,他还要那孩子给他揉一揉打人累酸了的胳膊。明允语重心长地对那孩子说:你虽然不是我的种,可我在你身上得花同样的力气,得用同样的精神。如果教育不好你,那说明我存了偏心。你学坏了,等于我没疼你们。打是亲骂是爱,你得懂这个道理。我从小调皮捣蛋,就是生生被我爹揍大的,不然我当不了这书记!

         明允是个负责任的统治者,他将保卫村庄安全和提高村民收入看作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懂得经营,敢于引领新潮流。不论多艰难的年代,他都奉行一个原则:旦彰街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别的村。集体化那阵子,该村生产搞得好,社员分得的粮食比别村多,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书记没白当。明允千方百计为旦彰街多弄平价化肥指标,买最好的种子。干渠一来水,他就睡不着觉,昼夜不停组织人开闸放水浇地,即使只有一块地上不去水,他都会寝食不安。在别的村都还专注于粮食生产时,明允就在旦彰街种植经济作物,棉花、花生、黄麻、太子参,他都种过。十年前他从外地听说木瓜收益好,带领村民种了很多木瓜树。现在那里的木瓜,大的一棵能结五六百斤。北方的木瓜不甜,但木瓜干既可以作药材,也可以做饮料添加剂。木瓜的种子可以育成小苗,作为嫁接海棠的砧木,收入很好。汤河的海棠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他在汤河的堤岸外边挖了两个鱼池,一个养鱼,另一个养鳖。他的观点是,当干部的不能从老百姓手里抠钱,但自己不能没钱,所以得动脑筋增加收入。成功了,能带动大家一起致富;不成功,就自认倒霉。多少年来他就是这个思路,多数成功,也有失败的。他的养鱼池养鳖池,好时每年能挣二三十万。他说:人说身在朝廷好修行,我说有钱才能保晚节,没钱就得想法子去挣——靠吸百姓的血发财,那是最孬种的官。旦彰街的村民也有这样的评价:明允有个好处,就是不贪图集体的财物,脾气是厉害了一点,可他办事公道,老百姓说不出他什么来。旦彰街是个很难治理的地方,没他还真不行……

        时间流逝,明允老了。两年前我和文柱去他那长满果树的院子里拜访他,见面后自是一番好聊。他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直,嘴角上依然挂着那种坚毅而冷峻的笑容,好像每一句话都是咬着压根说出来的。我们谈了很多往事。关于刘明贤,明允说,明贤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当过中级军官,后来在云南起义后被改编成解放军。解放后明贤在个旧锡矿当干部,文革中多次来人调查,说他解放前杀了三十多个人,实际上没那回事。他们说的那件事和1947年还乡团反攻倒算有关。老模范(诨号,旦彰街人——作者注)他爹和村西头的王继贤这两个人的死确实与还乡团有关,但那时明贤已是国民党正式军队的军官,案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杀人是当地还乡团和叛徒干的,其间还有私人仇隙,不能胡扯秧子把帐记在明贤头上。明允为此写过好几次政审证明,为明贤洗刷了历史嫌疑。后来明贤回村探亲,一进门就给明允磕头,感谢他照实说话。青岛的刘西贵,情况类似。

         说到他的长子刘宗斌,明允不能平静。刘宗斌原是国营企业的干部,那个厂子不行了,他个人承包下来,生产铁皮油桶,出口,利润好,是当时临沂最好的企业之一。明允说,市委书记要求刘宗斌负责接待几个外商,好让人家来临沂投资。那些日子,刘宗斌老是陪着喝酒,弄坏了身体。初发病时,医生以为是阑尾炎,一开刀才知是直肠癌,当时没有切去。后来去了一家中医院,这么针那么灸,耽误了。见临沂不行,改去济南一家什么医院,每一针要上万元,病不但没治好,反倒更重了。济南那家医院要多坏有多坏,他们自己没本事,偏又把病人介绍给南京一家医院——两家相互介绍业务合伙骗钱。去了南京,还是不行,回来后又找了江湖医生,花了几十万,没治着,最后才到了北京301。那里的院长是咱平邑人,他一看,说晚了,即使动手术,术后最多也就活两三个月。就这样,好好一个人完了。在宗斌的安葬和遗产继承等方面,家人闹得不大愉快,明允说都不愿说。

        避开这个话题,明允带我们看了他的苗圃,然后喝茶。

        他说此生有三次危险事,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村里修筑大戏台,他不小心从台子上掉下来。当时乡村还有些乱,他怀里揣着一颗手榴弹,因为戏台较高,摔得很重,那颗手榴弹的木柄都折断了,可手榴弹居然没响;要是响了,什么都没了。第二次是在步枪里装错了子弹,直径大了点,子弹头进去了,弹体没进去,但撞针还管用。一勾扳机,打响了子弹,火药爆炸,将他的耳朵炸掉了一片。如果当时不是歪着头瞄准,就一命呜呼了。第三次是拣到一颗日本人的小炸弹,他把引信拔出来,将炸弹扔了出去,没想到那个看上去比鸭蛋稍大点的炸弹威力巨大,虽然及时倒地,身子还是被炸起来的尘土埋了一半。说这些事的时候,明允一副轻松的样子,笑呵呵说自己八字硬。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旦彰街饿死不少人。1960年冬天,旦彰街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那时,老模范主持大食堂,明允一过了年就去了苏北,跟人家合伙做孵小鸡的生意。明允当年曾跟我姥爷一起开过孵房。当时公家的供销社实行垄断,不让私人搞,三番五次要取缔那个孵房。明允就质问他们,同样的事为什么兴你们公家搞不兴老百姓搞?那些人只说文件规定的,明允就骂那些文件是吃屎的人涂抹的。他不听上级的劝阻,硬搞,看能怎样!这么来硬的,也就搞成了。那年,他们还真赚了些钱。如今又遇到生死难关,明允不想在家里等着饿死,就约了我姥爷几个人再去苏北抱鸡。那次苏北之行很成功,不仅赚足了吃喝,最后每个人还分了些钱。那几个月里,他们光豆油就朝家梢回三次,还有照蛋、白蛋等。照蛋就是没能成功孵化出来的小鸡,白蛋是没有受精的卵,虽然是孵房里淘汰出来的,但很好吃。从苏北回来后,组织上还叫他当大队支部书记,明允自己说:我看别人都不是那块料,就又接了手。

         1958年夏天,时值大跃进三面红旗,明允被征去临沂发电厂当工人,但他不久就回来了,人家说你不能说走就走啊,真要走也得找个人顶窝代岗,他就推荐了刘文修,也就是我三舅。这件事,我姥娘一直想不通。孙家对河有个坏分子散布谣言,说那些被征去做工的青年不久都要集中起来拉到东海喂鱼,喂好的鱼给毛主席当酒肴。这种话连鬼都不会相信,但我姥姥就信以为真。那个造谣的人后来被捕了。但是旦彰街还有这类执迷不悟的人,相信谣言,加入邪教。不久,明超入了一贯道(也称圣贤道——作者注),我姥爷可能也是成员之一。明允劝我姥爷远离对河那个会道门头子,我姥爷半信半疑,有事没事地就到西菜园找明超聚会。三面红旗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政府为了稳定局面,严打反动会道门以维持治安,一贯道遂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明超总是东躲西藏的,不知后来如何。

        明允再次接任书记后,旦彰街的生存状况极为严峻,自救是首要问题,大家没饭吃,也没有粮食。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食堂解散了,人们只好吃草根树皮,连灰菜、眉豆叶、洋槐树叶、大麻叶也拿来充饥,很多人肿了脸,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明允说,当时死人最多的是官岭,一年死了170多人,占全村人口六分之一。当时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想尽千方百计救济濒临死亡的人。明允斗胆违抗上级规定,秘密宰杀了一口约克夏公猪,把肉分给那些得了水肿病的社员,他自己连根猪毛都没敢拿。那头公猪是一头种猪,集体财产,用来繁殖猪仔的,按规定不能杀。明允想:人都快死光了,繁殖多少猪仔还有什么鸟用,不如杀了它救急救命好。参与杀猪的都是本村人,家里都有因营养不良患有水肿病的老人,明允事前告诉他们:因为这件事,我可能要坐牢。我要是坐牢,你们也跑不了,区别也就是罪大一点小一点罢了。如果你们怕坐牢不想干,我可以找别人。不怕坐牢,杀了猪,大家分肉,你们额外得一份猪肠子猪下水。在场的一群人为了得到一副猪肠子,众声呼啸,说宁肯冒坐牢的危险也要参与这次杀猪——可见那时饥饿到了何种程度——坐牢都不怕了。明允回忆当时的情景让我不由得联想:从前旧社会的农民起义大概就是这种情景,一点火星,一件小事,激愤的人们揭竿而起,于是就有了风生水起的起义。放在那时,明允这样的人,就是小领袖。

        明允一辈子的大优点就是敢于为村子负责,且不贪图私利。1958年反右倾,到处都搞“拔白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不肯亦步亦趋跟上级走、不会吹牛、实事求是的干部——作者注),而红旗就是虚报浮夸无限度吹牛的那些人。当时大小干部,只要你不会吹牛,就得垮台。为了避开政治危险,明允也参加过吹牛比赛,说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村中有一位委员怀疑此事,嘟嘟囔囔的,说亩产能达到一千斤就算烧了高香啊说亩产万斤等于放屁。脱产干部工作组当时就在面前,这个委员的牢骚话要是被他们听清了,那人当时就得倒大霉。明允为了让那人住嘴,一脚把他踹倒,大声吆喝:赶快滚回家睡觉去!公社刘书记在场,问明允,这人刚才说什么了?明允说他刚才打盹儿说梦话了。刘书记说,估计又是个“算账派”。所谓算账派,指那些什么都要计算、不肯忽悠的干部。如果被打成算账派,轻则撤职,重则要送到临沂去坐牢。明允随时随地都会注意挡上护下,必要时也会来点小动作,这也是他的统治术之一。

        明允在支书位子上一直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并享有较好的名声。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没有落后,但是,分田到户,从根本上解体了他从前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他一度感到茫然。但他有个好处——愿意跟党中央的政策走。在新型的社会机构面前,他曾极力寻找新的管理方案,但由于学业很浅(他是自学扫盲的),不可能拥有更先进的思想资源,于是就想到了古人奉行的孝道。在当书记的最后几年里,他给考上大学的发过很高奖金,也多次嘉奖那些孝顺老人的模范家庭,甚至还点名批评了某些不孝子孙。但是,时风嚣张,这些老旧手段没能拯救世风日下的村庄。最后,他感叹跟不上时代,于是选择了退休。

         前年,他指着自己那个院子(他自己花钱用挖鱼塘的土垫起来的几十亩地)的苗木说:了山了会了(了,读liao),处理好这些东西就走。了山了会,是说乡村集市傍晚散去时的阑珊情景。他知道自己老了,虽然个性强悍,但年龄不饶人,谁也对抗不了生死规律。每次见面,他都怀念那些曾支持过他的领导,哪位市委书记来过,谁谁在这里喝过鳖汤,县上区里谁谁跟他最是要好,等等,但很少提及百姓。只要说上级要搞什么事,他总是积极参与。不久前,镇上要整治汤河水域,有一条路要拓宽,路两边的树要去掉。在尚未议定赔偿价格的情况下,明允带头将自己一百多棵银杏树砍了,以支持公益事业,老百姓因他的“积极配合上级”而失去了进一步讨价还价的筹码,有人就暗里骂他。他知道有人骂他,但还是说:上级的号召若是好事,咱损失一点怕什么?你们这些人,真没个出息!

         明允是个懂得实际操作的基层干部,也是有个性的人。他的一生有声有色,故事多多,可惜我未能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去年,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院里还有几棵他送我的垂丝海棠,算是对他的纪念。偶尔经过汤河,路过他那院子,依然叫我浮想联翩。他就像是凌晨五点的菊花,在幽暗的晨光里熠熠生辉,待到红日高照,那光辉就只是霜星上的冷凉反射。社会在前进,这样的干部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了。

    附:临沂东夷书院发起人王兆军简介

    王兆军,临沂东夷书院发起人。198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学士。主要作品有《拂晓前的葬礼》、《原野在呼唤》,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随笔散文《碎玻璃》、《皱纹里的声音》、《眺望红尘》、《问故乡》等;其画作主要为焦墨山水,构图阔大意远、用笔干脆简洁,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加拿大brock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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