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晚，暌违多年后，再次见到80年代文学界风云人物王兆军。王老师当年的力作《拂晓前的葬礼》，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誉为阿Q之后又一位中国底层民众的代表性形象。在“文革”后的文学复兴和文化反思期，它与刘心武的《班主任》、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一样，曾经震撼过一代人的心灵。

   21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介绍过王兆军的“乡下人”三部曲。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赶上了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的大时代，但在内心深处，依然是对乡土中国的缅怀、对家乡父老的愧疚。在王兆军笔下，城市中神采飞扬的“我”，一天忽然收到乡下儿子记的账单：面条，２元。奶奶老花镜，４元。本子，３角２分。换水壶底，２元。猪预防针，３元。袜子，1.64元。十滴水，２角３分……“对于别人来说，那账单是一串枯燥无味的数字；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首永远不能忘记的悲伤的歌，是我生活中的一本冤孽账，是一篇只有我这种人才能完全读懂的文章。历史的艰难和现实的辛酸都在那里边……”

王兆军在家乡临沂做过中学老师，恢复高考后考上复旦大学，与家乡依然有难以割舍的亲缘和感情纠葛。

   第一部《白蜡烛》残忍地撕开了山东农村五六十年代的一场劫难。姥爷读书多、学问大，本可以出来教书、行医或者当官，但他只愿守着几亩薄地过太平日子。他相信，清净无为的人能听到“天籁”，在大自然美妙的音乐中似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父亲则抱有农民祖祖辈辈置地发家的勃勃野心，教育“我”要好好上学，将来出人头地，能看到“地光”，过上天堂般富足的日子。显然，“天籁”和“地光”是道和儒、出世和入世、潇洒不羁和刚健有为两种文化的体现，滋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然而，恬静的乡土社会终于被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所惊醒。父亲对忽然失去辛辛苦苦挣来的土地，人变得颓唐了。为一个浪漫的社会理想，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姥爷痛心疾首之余，豪情满怀力图变革，却终于无力回天，抱憾而去。这是在方方小说《软埋》之前，一代农民用汗水和血泪浸泡过的那段历史！

   从第二部起，“乡下人”开始走出姥爷和父亲迷恋的土地。《青桐树》写“我”作为民办教师在一所乡村中学的生活。这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他们身上既有书生的种种孤傲和猥琐，又未脱相濡以沫的农民本色。它容易令人联想起小说《围城》，可似乎又少了点城里先生放荡不羁的才情，却实实在在地多了些土地的厚重和庄稼的清新。《红地毯》写“我”大学毕业后的城市生活。城乡之间的婚变和情感纠葛，表现了两种文化的碰撞，令人扼腕叹息。（1998年2月5日《人民日报》文化版）

   王兆军80年代曾在《报告文学》杂志和中国新闻出版社工作；后脱离体制，以文为生。如今72岁的他，回到家乡临沂摆下教席，开设东夷书院，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联手启动“百人百村”乡土写作计划，亲授《中国画中的焦墨》《卢梭的思想及其影响》等课程。王老师晚年变法，寄情文人书画，“一片萧疏淡然之气象，焦墨团里藏着筋骨皮肉”（胡石）。

   曾几何时，80年代曾经绚烂至极的一代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王兆军偶然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品味古籍”专栏，用冲淡平和的笔触，抒发着纯正的中国人文价值观。

   例如《如何才能中庸》（2015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他分析什么状态可以称为中庸：就性情来说，介于怯懦与鲁莽之间的，是奋发有为；就品格来说，介于清高和龌龊之间的，是力行、好学和知耻；介于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慷慨大方；在怠惰与过劳之间的，是意气风发，有劳有逸；在卑屈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谨慎；在封闭寡言与巧言令色之间的，是彬彬有礼不妄言；在乖僻与滑稽之间的，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风趣幽默；在寻隙好斗与猥琐自卑之间的，是不卑不亢，友善可亲；在优柔寡断与冲动任性之间的，是自我克制。中庸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老也找不到正路。

   与此同时，王兆军也清醒地指出：中庸之道是置于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而言，非常时期非常环境，则不必事事居中。有时候，骑墙是人品低下的标志，“和稀泥”不是中庸之道，正义感与合理表达才是中道。

   这段话，依稀让人感觉到清布长衫下的血气贲张。一介书生如果不失初心，即使退到了山野村舍，终是静水深流，与天地参。（祝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