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母亲去世也已十三年。父亲和母亲的遗像一直摆在我家的书橱里，与遗像摆在一起的，不是父亲母亲的军功章、荣誉证，而是两本小书，一本是1948年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一本是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沂蒙英烈》。

记得在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文革”开始，学校开展忆家史活动，老师说，忆家史，学做人。我回家询问我们的家史，父亲送给我一本薄薄的《红军长征故事》，他说，不要写我们自己的家史，也不要写我个人的革命史，你看一下红军的故事吧，这里面有做人的道理。1986年，我已经在党政机关工作，有一次承担了学校党课讲授任务，领导说，讲故事，教做人。父亲曾经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我回家询问父亲的战斗故事，父亲又送我一本《沂蒙英烈》，他说，莫讲我，讲一下烈士的故事吧，这里面有做人的道理。从这两本书里，对照着父母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我领悟出了我们家的家风，那就是红军长征精神和沂蒙精神的结合：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吃苦耐劳、公而忘私。

父亲出生在山东莱芜的一个小集镇上，上过一年半学。就凭这点文化水，每逢春节，他都要写对联拿到集上卖，而且由于词语新潮，他写的对联卖得很快。也就是这一年半的学校生活，使他知道了红军的事情，盼望着有一天红军能够来到家乡。

时间就在这盼望中慢慢过去，父亲也早已离开学校，在家务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听说当年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山东也有了八路军的队伍，兴奋不已。1938年4月，天气已经转暖，就在一个躁热的傍晚，父亲得到一个信息，说是有八路军开到附近。父亲没有敢告诉爷爷，悄悄离开家，独自一人连夜去找队伍。半夜饿得受不住，跑到舅姥爷的地瓜地里挖了块地瓜充饥，次日凌晨终于找到八路军鲁中四支队，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在队伍里，父亲作战勇敢，思想进步，次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先后任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等职。1941年7月，他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又留在学校侦察队工作，一直到1944年3月。这期间随校参加了多次战斗，其中包括著名的甲子山战役。这也是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在莒南插队当知青时，要和组友步行三十里路去爬甲子山的主要原因。

离开抗大分校后，父亲又先后到沂南县武委会、鲁中二地委武装部、蒙阴县武装部工作，在这期间，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时父亲带民兵团，正赶上他牙痛，就找了根铁钉，自己拿着铁锤对着镜子把坏牙敲了下来。在战争年代，父亲获得了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淮海作战奖章、渡江作战奖章等功章。

说到我的出生，还有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往事。我母亲原藉是日照碑廓，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担任村里的识字班队长。1948年母亲到临沂党校学习，学习结束被分配到蒙阴县做团的工作。母亲与父亲在蒙阴相识并结婚，又一起调到沂源县工作。当时我父亲任沂源县委委员、武装部长、兵役局长，我母亲先后在鲁村、悦庄两个区做团委书记，两个区离县城都有30里路，两人很少能够互相照顾。我的母亲个子比较矮小，到三十岁才怀了我，需要去济南做剖腹产。那时很少有人做剖腹产，对母亲来说也是大事。偏偏那段时间父亲工作特别忙，母亲是一个人去济南做的手术，直到快出院时父亲才赶了过去。我是在省立二院出生的，当时医院还比较正规，需要给我报名字，而母亲也无法给父亲取得联系，医院的医生就讲，这些天取名叫济生的特多，咱就叫鲁会吧，山东省会的意思。所以我第一个名字是医生给起的，一直到上小学时才改过来。我的生日至今也是一个谜。因为母亲一直告诉我，我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三十。我父亲生日是二月初二，所以从小就没有单独给我过生日，母亲总是说，你们爷俩一起过吧。我上学以后，查对了那年的日历，发现那年小进，没有正月三十。而户口本上，我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七，我猜想可能我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七，换成阳历就成了二月二十七。但查日历，正月二十七已经是阳历的三月份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我的生日究竟是正月二十七还是二十九，她说当时一个人在济南做手术，打上麻醉药，哪里还知道哪天是哪天。这件事一直成为母亲的一个遗憾和心事，也成为一个永远也弄不清的谜。

我母亲告诉我，有了我以后，她仍然在区里工作，不能与父亲在一起。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晚上出现了抽风，她连夜抱着我往城里赶，幸亏路上遇到一个推小车的，不然我还真不知能不能有今天。当时母亲的身体也很虚弱，为了使我能够得到照顾，在1958年精减干部职工的时候，父亲动员母亲带头报名退职。为了这事，父亲没少挨母亲的埋怨。

1958年6月，父亲转业来到临沂，先是在公安处劳改大队工作，1960年10月调入市人民医院任副院长，主要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开始父亲担任干部疗养院筹建组的组长，建院之初，只有我们一家在汤头的建院工地上住。那时正值困难时期，有一次我和姐姐拿着一个小布包去人家已经收过花生的地里拣花生，被一个拿枪的民兵追到家里。为此，从未对我发过脾气的父亲狠狠训了我一顿，逼着我和姐姐去找大队干部检讨错误。

父亲的工作非常认真，当时医院条件不好，职工食堂需要到沂河拉水吃，为了防止水质出现问题，父亲亲自到沂河边选好灌水点，再三叮咛取水工一定不要为了少走路而取不干净的水。后来父亲被抽调到郯城红花公社搞社教，半年不回家，期间总共回了一次家，车票也不到单位报销。社教结束后，经常有郯城红花公社的老百姓来找他领着查病，一直到两、三年后才逐渐减少。

父亲为人非常实在。有一次，部队一四六医院的军医来我院实习，一位老军医见我父亲走路有点不太得劲，就对年轻军医说，你看老院长走路了吗，腿里一定有块弹片没取出来。其实我父亲受过伤还定过残，在那种场合他默认一下也就行了，他却一再声明，身上没有弹片，弄得那个老军医很没面子。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受到了冲击。有一次父亲在台上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差点没有从台上摔下来，父亲却从不抱怨。父亲被罢职后被安排到传达室工作，医院的大门口每天都可以看到我父亲打上班铃和下班铃的身影，风雨无阻，每次我父亲都是提前解开铃绳，两眼盯着手表，打铃时间分秒不差。后来我父亲是当权派中第一个被“解放”的。

1976年6月，由于身体原因，父亲自己要求办了离休手续。当时离退休还没有形成一个好的制度，别人都是反复动员一拖再拖，只有我父亲是自己要求的。他说，我在家不能上班，也不愿像别人那样休息六个月上两天班再休息六个月，干脆退了算了。他老人家开始是心脏不好，后来胃做了大部切除，1997年10月9日，因肺病去世。

父亲去世以后，每到清明，母亲总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念叨，要我们选好日子去上坟，直到上坟回来她才安心。2009年10月22日，母亲病逝。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张父亲与母亲一起捐款给人民公社买拖拉机的一张证明，还有一张伤残军人证，是最轻的那个等级，而父亲却一直没有领过补助。

虽然父母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两本小书永在，留给我们的家风永在。《红军长征故事》和《沂蒙英烈》，是父母留给我们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现在我也已经退休，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能想起我的父母，那一幕幕、一段段，虽已随着时间渐行渐远，但父母的音容笑貌却愈加清晰。闲暇时，我也给孩子们讲讲父亲母亲的故事，向孩子们推荐这两本书，让他们读读里面的文章。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吃苦耐劳、公而忘私，这短短的十六字箴言，已经成为我们家的立家之本和传家之宝。